今天小编给各位分享张同敞:他是张居正的曾孙,见证三位明朝皇帝身亡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和分享哈！
本文目录一览：
- 1、方以智原文_翻译及赏析
- 2、张同敞的人物生平
- 3、有历史高手吗？张居正有个曾孙叫什么。据说郭沫若有首诗赞美他的 要全诗谢谢。在线等！
- 4、张居正的18代子孙在哪里？
- 5、张同敞死后张居正还有后代么？谁？简单介绍。谢啦！
- 6、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读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有感
方以智原文_翻译及赏析
方以智（1611—1671），明代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龙眠愚者等，汉族，安徽桐城人。崇祯13年进士，官检讨。弘光时为马士英、阮大铖中伤，逃往广东以卖药自给。永历时任左中允，遭诬劾。清兵入粤后，在梧州出家，法名弘智，发愤著述同时，秘密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康熙10年3月，因“粤难”被捕，十月，于押解途中自沉于江西万安惶恐滩殉国。学术上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 方以智 生平
方以智一生正当明清交替之际，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频，使得他个人的际遇也十分坎坷。一生可分三个时期。早期从青年时代到三十三岁，由于仰仗祖上的余荫，尚能过著“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的富贵文人的生活。中期自甲申从北京逃返南都，又经浙江，福建到两广，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二岁，艰苦的十几年流亡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晚年从顺治九年（1652年）北归，到康熙十年（1671年）六十一岁时，病殁于赣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滩。这时期潜心学术，写出了大量理论著作。在对现实失望后，放弃了少年时的经世抱负，出家后，虽然看似逍遥法外，但仍不忘救世，讲学宏道，交朋纳友。
早期
从青年时代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
方以智青年时代活动地点主要是南京和桐城，也间或经过江浙各地，最后去北京。
桐城泽社的活动。当崇祯初年，方以智在他父亲所建的城郊泽园中，成立“泽社”。社中有方的堂叔方文（字尔止），妹夫孙临（字克咸），以及钱秉镫（又名澄之），周岐（字农父）等人。方或赋诗作文，或读 经、史，又关心“万物之理”，随时札记，积累了丰富知识，奠定了学术基础。方的两位业师，一是白瑜（字瑕仲），一是江西金溪人王宣（字化卿，号虚舟）。当时王已七十余岁，所著《物理学》对方以智以后写作《物理小识》多有启发。泽社中一群有朝气的青少年，往往慷慨酣歌，论天下大事。方自述说。“处泽园，好悲歌……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孙武公集序》）这个团体与当时东南一带的会社一样，不仅研究文学，也带上政治色彩。
那时，桐城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党，崇祯初即被列入“凯做唯逆案”名单。方的同学钱澄之曾加入阮大铖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盯培的江社，经方以智劝阻后，又退出江社。《钱田间年谱》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条下记载了这件事：“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即钱澄之）言曰：吴下事与朝局相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吴下事”指张溥，张采成立复社的事。“辨气类”就是要分清东林、复社与阉党的界限。这样一来，钱澄之转而参加泽社的文课，凡江社的会期都辞谢不赴。而作为“乡先辈”的阮大铖开始对方产生仇隙。南都的《留都防乱公揭》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结交天下名士有黄宗羲、吴应箕、陈贞慧、冒襄、侯方域、顾杲、沈昆铜、陈梁等人。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他们大会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魏学濂等于桃叶渡。方以智和陈梁曾写长诗纪事，为东林党扬声吐气。这时阮大铖寄居南京，谈兵说剑，联络各方，希图再起。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驱逐阮大铖的宣言《留都防乱公揭》。公揭以东林创始人顾宪
成之孙顾杲以及黄宗羲为首署名，总计一百四十人。阮大铖在千夫所指之下，隐藏到城外牛首山，不敢进城。尽管方以智这年春天回桐城，秋后重来南京应试，未曾在揭贴上署名。而阮大铖联系江社往事，仍认为公揭出于方以智主谋，因此怨毒更深。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弘光在南京即位，阮大铖夤缘通过关系成为兵部尚书，对大批东林后人以及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入北京，方以智被起义军郭营所得，不久乘机逃到南京。这时阮大铖当权，修复旧怨，借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后没有“殉节”，而把方胡行列入“从逆六等”中的第五等，处理方法是“宜徒拟赎”。方以智在南都不能久留，由陈子龙介绍，经过浙江，福建辗转到达广州避难，结束了早年时代生活。这一时期中，由于方以智对经、史、百家知识基础坚实，“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桐城耆旧传》卷六）。崇祯十四、十六年已分别开始写作《通雅》与《物理小识》。
方以智早年没有更多的研究哲学，而主要是写作诗、词和政治论文。他主张“公”和“明”。《通雅》卷首中说：“治在君、相，人在师教，学在实讲，公、明而已。”《中涓议》中又引证了朱熹的“惟公惟明，相道毕矣”。他认为“公”就是没有偏见，“明”就是“能好能恶”。这与一百年后戴震所强调的“去私”与“去蔽”的政治主张有相通之处。
中期
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清顺治九年（1652年）在广州期间
方以智改名吴石公，后被南海令姚奇胤（字有仆）所发现。姚是方的故人和庚辰（公元1640年）考试的同年，他请方为其儿子姚端的老师。在南海令官署，方以智重新整理《通雅》旧稿。又曾写《锦缠玉》剧本，亲教伶人排唱。这时他写作的诗集取名为《瞻旻》。方到粤不久，其夫人潘氏携第三子方中履经福建来广州团聚。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监国，任方以智为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由于党派斗争，太监专权，他看到事无可为，坚决退隐在湖南广西交界的苗峒中。永历多次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十次上疏辞退。这些辞疏尚都保存，可以看出他当日对时局的观感。他的诗句“西南更望层云黑，谁把新亭泪眼看”！说明了他对永历朝廷的失望。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兵入广西桂林，瞿式耜与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共同守城殉难。方以智去昭平仙回山“披缁为僧”。方中履随方以智入山“父析子荷，父汲子炊”，过著饥寒交迫的生活，终于被清兵搜出。清帅马蛟驎反复逼降无效，最后听任方为僧。方以智于是去梧州，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两年。至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八月，偕同施闰章（宣城人，号愚山）至庐山，同年年底回桐城省亲。他的哲学著作《东西均》的开章即写于到达庐山之时。这一阶段是方以智一生的转折点，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红灯绿酒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桐城耆旧传》的作者马其昶论方以智说。“躬豪杰之才，遭逢季运，以占毕称，岂其志哉。”就在这一阶段，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于是全部精力转入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活中。在流离中缺乏图书资料，他自己说“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亦有命”（见《通雅》卷三附记）。然而在这一时期终于写成《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书。
学问与学说
方以智酷爱自然科学知识，自幼塾中诵读之余，即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物理小识》卷五）明清之季，西学东渐，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他终于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方以智学识渊博，《清史稿》本传说：“以智生有异秉，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他在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例如，在学术分类问题上，他把学术分为三类，说：
“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
在这三种学术中，他讲得比较多的是通几与质测。他说：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物理小识·自序》）
可见，所谓通几，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质测则要求脚踏实地考察事物变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类，总结验证已知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显然，通几与质测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对学术活动所做的分类。在中国，这种分类是方以智的独创。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方以智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并非盲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对于西方地圆说，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圆说赖以成立的观测证据，然后才加以接受的。对于传教士的错误说法，他则予以批驳。例如传教士曾说，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多倍，而太阳距地球只有1600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计算（定地球圆周长约9万里），太阳的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三分之一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运用自己的“光肥影瘦”理论，对这一问题做了解释，指出人目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发光体要大，因此按几何方法进行的测量并不准确。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在物理学方面，方以智更有诸多创见。他从气一元论自然观出发，提出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认为： “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物理小识》卷一）
显然，方以智认为，光的产生是由于气受到激发的缘故。由于气弥漫分布于所有空间，彼此间无任何空隙，被激发的气必然要与周围静止的气发生相互作用，“摩荡嘘吸”，将激发传递出去，这就形成了光的传播。由此，方以智所描述的是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为了与近代光的电磁波动说相区别，可以称之为气光波动说。
从气光波动说的角度出发，方以智进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线的主张，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认为光在传播过程中，总要向几何光学的阴影范围内侵入，使有光区扩大，阴影区缩小。他并且指出，由于光肥影瘦现象的存在，使得基于光线直进性质进行的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准确。他说：
“物为形碍，其影易尽，声与光常溢于物之数，声不可见矣，光可见，测而测不准矣。”（《物理小识》卷一）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做了小孔成像实验，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常见光学现象。所有这些，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新鲜的。
另外，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对于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对于色散，对于炼焦、比重、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记述，都是领先于同时代人的。
在生物医学方面，方以智也有诸多值得一提之处。他在其《物理小识》一书中，记述有大量动植物的生态学内容和栽培、管理等知识。他引述了传教士“脑主思维”之说，介绍了他们关于人体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识，认为中西之学各有所长，尝言西医“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故引用汤若望之《主制群征》中西医之解剖学，介绍于国人，但剔除了传教士所说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之类的内容。他自己对于传统医学也素有研究，撰有多种医学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传世不多，我们难以窥其全貌。方以智可视为我国早期汇通思想医家之一，于我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
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计有一百余种。其中最为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识》，前者是综合性的名辞汇编书，后者是一部笔记，他的科学见解主要集中在这部书中。他的后期代表作是《药地炮庄》和《东西均》，均为哲学著作，书中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哲学命题。他的著作中另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浮山文集》、《博依集》、《易余》、《一贯问答》、《切韵源流》、《流寓草》、《周易图象几表》、《性故》、《学易纲宗》、《诸子燔痏》、《四韵定本》、《内经经络》、《医学会通》等。现存共二十余种。
介绍
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凤仪里（今桐城市区）人，出身士大夫家庭。方氏是桐城地区这一时期主要的世族。曾祖父方学渐，精通医学、理学，并且能学习诸子百家，融会贯通，自成体系 ，除记录赴东林讲学的《东游记》外，著有《易蠡》、《性善绎》、《桐夷》、《迩训》、《桐川语》等。祖父方大镇在万历年间，曾任大理寺左少卿，著有《易意》、《诗意》、《礼说》、《永思录》、《幽忠录》等数百卷。因方学渐曾受学于泰州学派的耿定理，《明儒学案》把他列入《泰州学案》。外祖父吴应宾，精通释儒，著有《学易全集》、《学庸释论》、《宗一圣论》、《三一斋稿》等。父亲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朝官至湖广巡抚，通医学、地理、军事，并且较早地接触西学，主张研习经世致用的知识，著有《周易时论》、《全边略记》、《尚书世论》等有《全边略记》等著作，《明史》有传。《周易时论》被《四库提要》列入存目。这书对方以智影响很大，方一生中经常提到它。
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他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姑姑方维仪是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维仪颇有才气，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曾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河北、京师等地，见名山大川，历京华胜地，阅西洋之书，颇长见识。除了家学，他所授业的老师亦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白瑜，长于词赋经史，崇尚实学。王宣则专攻名物训诂和《河》、《洛》之学，治学严谨，是当时治《春秋》的大家。傅海峰则是当时的名医。另外，家中还有藏书丰富，被誉为“两间皆字海，一尽始羲皇”的稽古堂。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年时代的方以智受到了浓厚学术氛围的薰陶。由于其祖辈都直接或间接同东林党有关系。他从小也养成了关心时世的习惯。十四岁时，曾徒步到数百里外的考场参加会试，以此来磨炼意志。
成年后，方以智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四处交游，结识学友。在他的学友中有西洋传教士毕方济与汤若望，并阅西洋之书，从他们那里，方以智学习了解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从而更加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学识。他认为：“今天下脊脊多事，海内之人不可不识，四方之势不可不识，山川谣俗，纷乱变故，亦不可不详也。”他曾作诗曰：“繁霜如雪孤南征，莫道能无故国情。斥抱揄方始大笑，牵牛负轭总虚名。凌云久动江湖气，杖剑时成风雨声。海内只今信寥落，龙眠山下有狂生。”表达了自己非凡的政治抱负。为谏议皇帝选贤用能，革除弊端，实行某些改革，曾写了《拟求贤诏》、《拟上求治疏》、《拟上求读书见人疏》等，决心以襄扶明朝中兴为己任。他曾在《书鹿十一传后》中表示要“挹东海之泽、洗天下之垢”。曾与张溥、陈子龙、吴伟业、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人称“四公子”，以文章誉望动天下。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怀血疏讼冤，方孔炤这才得释。一时传为佳话。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十岁的方以智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有人向崇祯皇帝推荐方以智，崇祯召对德政殿，方以智“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后在京任工部观政、翰林院检讨、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讲官。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两髁骨见”（《明史稿·方以智传》），但他始终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大难不死。当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传入江南时，友人皆把他比拟为文天祥。
方以智辗转奔向南京投奔南明弘光政权，仇敌阮大铖把持南明弘光朝政，不断受到排挤、迫害，于是不得不改名吴石公，流寓岭南、两广一带以卖药为生。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应，取名“三萍”，浪迹于珠江山水间。 顺治三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由于父执瞿式耗的引荐，方以智参与了拥立永历政权的活动，任左中允，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方以智很快便发觉桂王政权朝不保夕，名不符实，内则门户纷争，奸人当道，外则与广州绍武政权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桂王更是胆小如鼠，稍稍闻风鹤即奔走靡常，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后被太监王坤诬劾免职，不得不遁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湘、桂、粤西一带，过著“曲肱茅屋鸡同宿，举火荒村鬼作邻”的生活。
墓地 方以智逝世后，共有三座墓：江西青原山为衣钵墓；浮山华严寺后为爪发塔；浮山北麓白沙岭“金牛架轭”地为肉身墓。 方以智墓位于安徽省枞阳县城东北四十五公里的浮山北麓，西距安合公路六公里。墓地坐南朝北，依山傍水，由墓冢、祭坛、拜台三部分构成，占地二百一十平方米。墓冢以花岗石相围，墓碑竖于《生事略碑》后，碑上因方氏子孙尊先生反清之志，未署清帝年号。左侧为潘氏夫人之墓。方以智墓冢前为石砌祭坛，并立有近人书刻《方密之先生事略碑》，西边配石刻对联：“博学清操重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以下依次建拜台三道，迎出山脚。拜台前均有白石栏杆。其第一道拜台有石狮一对，分立左右。台下右侧立大理石标志碑一块。四周松青柏绿，郁郁葱葱，整个墓地居高临下，气势开阔，肃穆庄重。 方以智墓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方以智的诗文花似雪，东风夜扫苏堤月。苏堤月，香销南国，几回圆缺？钱塘江山潮声歇，江边杨柳谁攀折？谁攀折，西陵渡口，古今离别。——宋代·方以智《忆秦娥·花似雪》
忆秦娥·花似雪
花似雪，东风夜扫苏堤月。苏堤月，香销南国，几回圆缺？
钱塘江山潮声歇，江边杨柳谁攀折？谁攀折，西陵渡口，古今离别。 婉约 ， 写景感慨同伴都分毛，麻鞋独入林。一年五变姓，十字九椎心。听惯干戈信，愁因风雨深。死生容易事，所痛为知音！——清代·方以智《独往》
独往
清代方以智
三峡巴江似直流，叠溪屏障几曾收。冰绡翦破裁云幔，银汉倾斜作玉沟。画角鼓声催急雨，阳关笛曲送深秋。谁将折笔图成后，可挂松风最上楼。——明代·方以智《三叠泉》
三叠泉
三峡巴江似直流，叠溪屏障几曾收。
冰绡翦破裁云幔，银汉倾斜作玉沟。
画角鼓声催急雨，阳关笛曲送深秋。
谁将折笔图成后，可挂松风最上楼。查看更多方以智的诗文
张同敞的人物生平
张同敞自幼聪俊，并且追求为人要忠义，擅长诗赋和书法， 为官时期以“执殳荷戈，效死疆场”的祖训为勉，廉洁奉公。在桂林任职期间，仍喜好吟诗作赋。
张同敞的曾祖父张居弯含让正，死后被清算，直到1622年（明天启二年），明朝才给张居正平反。到了1640年（崇祯十三年），崇祯皇帝下诏追复张敬修（张居正长子）的官职时，授张同敞为中书舍人。 《明史》记载，1644年（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的部下打到了张居正的老家江陵，强迫张居正第五子张允修出来做官，张允修不从，自杀，时年79岁。 1642年（崇祯十五年），崇祯皇帝下诏命张同敞慰问湖广诸王，顺道调兵云南。 张同敞执行完所有差事后，消息传来——北京已失陷，不久南京又陷落。这时，张同敞接到朱聿键（南明唐王，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命令。 朱聿键遂派张同敞往湖南抗击清军。他在途中，又获知汀州（由古地名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上杭、武平、永定八县组成，有“客家大本营”之称）陷落，整个中国，除西南一角以外，都在清军手里。 于是张同敞依靠何腾蛟先在武冈立住脚。
在朱聿键被俘后，桂王朱由榔在肇庆正式即位，年号永历。张同敞转道广西投奔朱由榔。朱由榔因张同敞“诗文千言，援笔立就”，授他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张同敞因师父瞿式耜（拥立朱由榔称帝，在永历小朝廷中担任吏、兵两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的举荐，被任命为永历政权兵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总督广西各路兵马兼督抗清军任务。 张同敞在军队前进的时候，一马当先的是他；动摇的时候，端坐不动的也是他，他逐渐取得广大将士的信任。 王永祚等人将永州包围起来，清兵前去救援，胡一青率众迎敌，不聊战败。张同敞驰至全州，和杨国栋领兵前去。
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正月，南雄被清兵攻破。永历帝逃向梧州。 桂林被包围，城中明军一哄而散，只有瞿式耜一个人在，张同敞立即泅水过江，赶到留守衙门，见瞿式耜说：“形势这么危急，你怎么办？”瞿式耜说，“我是留守，有责任守好这地方，‘城存与，城亡与亡’。今天，为国家而死，死得光明磊落。你不是留守，为什么不走”。张同敞听了说：“要死，就一起死，老师，你难道不允许我和你一起殉难吗？” 就在旁边椅子上坐下来，和瞿式耜一起饮酒。东方渐渐发白，清兵冲进衙门，要捆绑他们。 瞿式耜说：“我们不怕死，坐等一夜了，用不着捆绑。”和张同敞昂首阔步走出衙门。
孔有德劝降，都被瞿式耜严词拒绝。孔不认识张同敞，要他跪。张同敞不跪，反而揭孔有德的老底，破口大骂。孔恼羞成怒，打张同敞耳光；手下的卫士，有的揿张同敞颈椎骨，要他低头；有的用刀背敲张同敞膝骨，要他下跪。臂骨被打折，一只眼睛被打瞎。瞿式耜看到这种暴行，遏制不住心头愤怒，挺身遮住张同敞大声说：“这是总督张同敞，是国家大臣，他和我一样抱定为国牺牲的决心，要死，我们一起死，不得无礼！”
孔有德命令把两人囚禁在风洞山（今称叠彩山）临时监狱里。 关在不同的房间，但允许二人互通消息，以图徐徐劝降。 同时老陪，他还派人送去精美食物，但都被两个人掀翻在地，斥为“猪狗食物”，直到送饭人换成了一个前明的礼部主事方才罢手。
瞿式耜在囚室里，孔有德仍然不止一次地派人劝降，都被拒绝。后来，孔有德降低了希望，提出只要二人剃发为僧即可免于一死也被严词拒绝。
由于瞿式耜给焦琏一封密信，告诉他清兵在桂林的虚实情况，要他迅速袭击桂林。这封信被巡逻兵搜获，献给孔有德，孔有德大怒。
十一月十六日这天的早晨，忽然有清兵开门，声称：“请瞿阁部、张大人议事。”二人自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瞿式耜笑着对张同敞说道：“我二人多活了四十天，今日，真是死得其所！”张同敞大声言道：“今天出去，死得痛快！我死后当为厉鬼，为国杀虏击贼！”说着，他从怀中掏出珍藏的网巾戴于头上，“服此于地下见先帝！”
瞿式耜二人行至桂林城北叠彩山，他眺望远处，目之所及，依旧满目风光，桂林山水，于是对刽子手说：“我生平最爱山水佳景，此地颇佳，可以去矣！”
张同敞心情却是激荡万千，他生平曾说过：“我听说忠臣孝子的德行会感动上天。”1650（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农历闰十一月十七日两人在仙鹤岩（风洞山南），慷既就义。
瞿式耜、张同敞二人死后，埋局已经出家为僧、法名性因的原明朝大臣，被瞿式耜营救下来的金堡出面安葬了二人。
张同敞人头落地时，身子向前行走三步，然后倒下，同殉难者还有靖江王朱亨歅。张同敞妻亦殉节。
有历史高手吗？张居正有个曾孙叫什么。据说郭沫若有首诗赞美他的 要全诗谢谢。在线等！
叫张同敞，郭沫若的那首诗叫《赞张同敞》。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随师同患难，与国桐慎共存亡。臂断何曾断，睛伤辩空并未伤。万人齐仰止携轮瞎，千古整冠裳。
张居正的18代子孙在哪里？
明朝一代权相张居正，死后被清前猛伏算。几个儿子有的自杀，有的充军。直到天启二年（1622），明朝才给张居正平反。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才给居正的子孙复官复荫。国家到了艰难的时候，才想起往日的功臣。但这一切已经太迟了。
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的部下打到了张居正的老家江陵，强迫居正第五子允修出来做官。张允修自杀，时年79岁。死前留下绝命诗一首：
八十空嗟发已皤，岂知朽骨碎干戈
纯忠事业承先远，捧日肝肠启后多
今昔敢言能报国，他年漫惜未抡科
愿将心作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
允修死得够壮烈的，但张居正的后人还有更壮烈的，那就是他的曾孙张同敞。
崇祯十五年（1642），同敞奉命调兵云南，不久北京失陷。不到一年，南京也失陷了。他于是投奔隆武政权，隆武帝复同敞官，将他派往湖南。但尚在途中时，就听说汀州失陷。整个国家，除西南角以外，都沦陷在满清的手里。于是同敞到广西走依永历帝。经大学士瞿式耜的推荐，永历帝授同敞兵部右侍郎、总督诸路军务。领导中国人抗击满洲蛮族的重任，又落到姓张的肩上。同敞的远祖张关保，曾经跟随明太祖的大纛，推翻蒙元的暴政，收复汉人的江山；他的曾祖张居正，也曾借助明神宗的威权，整顿国防，分化鞑靼，使明朝重新走向强盛。所以在同敞筋骨知烂里，是有些自负的血液的。但是这时的大局已经变了，太祖、成祖的武功已经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早已不见了，大明朝气数已尽，只剩下这一角残山剩水，弱兵败将，还谈得上什么斗争！内讧、自扰、抵触、牵制，一切又都在这个小朝廷重演，这真是英雄气短的时候！但同敞有的是热血，单凭这一点，他就要参加民族的决斗。军队前进的时候，一马当先的是同敞；动摇的时候，端坐不动的也是同敞，他逐渐取得广大将士的信任。不幸在永历五年（1651），敌人攻进广西，严关失陷，前线的将士溃败下来，永历帝退到梧州去了，桂林的军队也溃散了，只剩下大学士瞿式耜一人留守。恰巧同敞从灵川赶到，见面以后，瞿式耜对同敞说：“我为留守，当然死在桂林；总督没有守土的责任，你还是去罢！”
“古人耻独为君子，”同敞毅然地说，“相公为什么不让我同敞共死呢？”
瞿式耜高兴极了，吩咐剩下的一个老兵进酒，秉烛待旦，和同敞销磨这空城的一夜。第二天敌人进城，他们同时被执。瞿式耜说“我们久已准备了”。敌人要他们投降，他们拒绝；要他们削发为僧，他们也拒绝；他们只要把自己的热血，为民族横流。永历五年闰十一月十七日，敌人把他们杀了。据说在行刑的时候，同敞衣冠整齐，昂然站立。头颅落地后，他向前跃起三步，方始倒下。直到现在，桂林关东还留着这位民族英雄的坟墓。
同敞留下两首有名的诗句：
自诀诗
弥月悲歌待此时，成仁取义有天知
衣冠不改生前制，姓字空留死后思
破碎山河休葬骨，颠连君父未舒眉
魂兮莫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自誓诗
翰林骨莫葬青山，见有沙场咫只间
老大徒伤千里骥，艰难胜度万重关
朝朝良史思三杰，夜夜悲歌困八蛮
久已无家家即在，丈夫原望不生还
在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一个人纵再有本事也无力回天。能穿戴着本民族的慧携衣冠去死，也成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张同敞壮烈的死了，这种死的作用不在于改变当日的大局，而在于要承前启后，传递汉民族的伟大精神，向后人证明我们民族从古至今，从不缺少舍身求法的人
张同敞死后张居正还有后代么？谁？简单介绍。谢啦！
张同敞（生年不详，卒于1651年1月8日），字别山，湖广江陵人（今湖北荆州）。明代著名诗人、政治家、抗清民族英雄，以荫补中书舍人。
张同敞是明朝著名政治家张居正的曾孙，父张敬修。以廕补中书舍人，永历时为锦衣指挥使。曾拜瞿式耜（音sì）为师，与瞿式耜一同在湖广地区举行抗清活动。
明永历三年（1649年），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瞿式耜邀请了张同敞、王夫之、金堡等至桂林。后任桂林总督。
清顺治七年（1650年）张同敞对友人钱秉镫说：“时事如此，吾必死之。”十一月型纯初五日，清兵逼近桂林，于元烨被杀，南明守军溃散，将领赵印、王永祚、蒲缨、杨国栋、马养麟皆逃去。傍晚，同敞从漓江东岸泅水入桂林城，与式耜相伴。
瞿式耜卜庆咐曾劝他逃亡，同敞毅然回答：“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初六日上午，被清军押往靖江王府见定南王孔有德，被软禁于桂林。二人共赋诗一百余首，互相打气。不久，瞿式耜写给焦琏的信被查获，孔有德担心有后患，下令将二人处斩。
永历四年闰十一月十七日（1651年1月差拆8日）与瞿式耜在桂林风洞山仙鹤岭下就义。张同敞人头落地时，身子向前行走三步，然后倒下，同殉难者还有靖江王朱亨歅。同敞妻亦殉节。著有《张忠烈遗集行世》等等。
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读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有感
从小到大一直比较喜爱历史，读历史书，品历史剧。前些日子又把《百家讲坛》风雨张居正系列节目完整的看了一遍，再次激发了对于我们荆楚宰相之杰——张居正的好奇与敬意。于是，翻来朱东润老先生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张居正大传》，颇有感受，受益也多。我读书速度通常较慢，读完一本书有时甚至要花费接近两个月的时间，甚至会中途放弃。然而，对于《张居正大传》这本书，我读完却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星期，我有时会想，为什么差距会如此之大，细究其因，我才意识到，让你着迷的东西，可以让你抛弃全世界。
明朝中祥消叶，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从普通家庭起步，没有任何背景，完全依靠过人的聪明智慧，经过不懈努力的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曾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自称别无他长，但能耐烦。这是一句谦虚的话，但恰恰显示出耐烦是能居正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耐烦的人，对于一切事务，有布置，有步骤，有效果。他不会一暴十寒，也不求一劳永逸，只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脚踏实地去实干。主政以来，他热恋政权，一直到临死的时候，没有一天放下权利，为的大明朝的江山。他牺牲朋友，遗弃老师，乃至阿附内监，只要能够维持政权的存在，他都可以去做，唯有维持政权，才有报国的机会。难道他就不知道世间冷暖，他就不知道脸面吗？然而只要能报效国家一切都在所不惜。张居正说知我罪我，他看中也是那种精神，不管身前身后之名，要把他的理想要把他的改革事业完成下去，孜孜不倦，无怨无悔。
历史是无情的，张居正死后，改革被万历皇帝彻底废止，整个统治阶级变得愈加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这时一些有识之士才又想起张居正以及他的改革业绩，天启二年，熹宗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昭雪，万历五年曾因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天启二年又成了为张居正昭雪的积极倡导者，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又挺身而出为张居正诉冤，崇祯十三年，崇祯皇帝诏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中书舍人，国家到了危难之际又回过头来缅怀张居正的业绩，试图召回已被废止的新政固然只是一枕黄粱，但它谨渗知却从反面告诉我们，张居正当政期间所建树的改革业绩是不可磨灭的，好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被磨灭，好的精神永远都可以被传承下来。
再想到作者著述的年代—1943年，正是国破山河，民不聊生的时代，我想在那个年代，在那么颠沛流离的日子，是什么原因竟然能让朱东润先生只花了7个月的时间就赶出这部洋洋30万字的煌煌巨著呢？我想大概是“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的缘故吧！
最后，我就用朱老先生的一段话用以共勉，让我们共同去体会精神的力量，去体会张居正“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人生内涵：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底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底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底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喊仿底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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