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统治下的瑞典有多强?的信息

2023-05-20 13:32:37  阅读 66 次 评论 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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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前生是怎样的?瑞典国是如何崛起的?

说起瑞典人,给人的印象总是很内敛、温和、勤劳,同时又有着冷漠、抑郁、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骂名。不过近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很多中国人认识到了瑞典人厉害的一面。实际上,在1000多年前,瑞典人就已经很厉害了。中国与瑞典相聚十分遥远,自古也没有交往过,所以皮念中国人对瑞典的印象,形成时间短暂,可谓盲人摸象,难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海盗军团

瑞典人最早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在瑞典本土,而是在西欧。

793年6月8日,相当于中国唐德宗贞元九年,英国海岸一小岛上的林迪掘没斯法恩修道院突然遭到一群野蛮人袭击——他们驾着奇形怪状的小船登陆,然后持刀冲进修道院,见人就砍,见金子就抢,把隐居世外的上帝家园变成了燃着烈焰的火狱。从此,欧洲人把这些人叫做“维京”,即古英语“海盗”之意。

之后,这群野蛮判握纳人又袭击了英国、法国、德意志、意大利等地区的许多修道院和城镇。他们不仅入侵了海岸,还沿着河道进入内地,一度围攻巴黎多年。他们沿途杀人放火,抢劫财富,无所顾忌。他们乘坐快船,来无影去无踪,欧洲君王们拿他们毫无办法。

渐渐地,维京人不再满足于抢了就走的生活方式,开始从北方移民到西欧,建立了几个海外维京国家。维京人逐渐接受了上帝的福音,成为天主教徒,甚至还参加十字军东征,既夺取地盘,也给自己的侵略历史洗白。于是,维京海盗的残暴渐渐被淡忘,加入了欧洲主流社会。

在东欧,维京人来到了俄罗斯大地。862年维京卫队领袖留里克夺取了诺夫哥罗德城,建立了留里克王朝,开始统治俄罗斯。如同西欧的维京人一样,东欧的维京人在掌权后,也渐渐放弃了劫掠,转为定居生活,改信了东正教,与东斯拉夫人融为一体。

国家崛起

维京人是现代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诸民族的共同祖先,他们后来逐渐分化为瑞典、丹麦、挪威、冰岛等几个国家。瑞典民族形成的概貌如下:

一是生活地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原有许多部族。970-995年,斯德哥尔摩地区瑞典部族领袖“胜利者”埃里克发动征服战争,击败了北部乌普萨拉政权的军队,将乌普萨拉并入瑞典。他的儿子奥洛夫(995-约1020)又征服了瑞典西南部的哥德兰地区。至此瑞典主要生活地域形成。

二是宗教信仰。北欧人原本信仰多神教,奉奥丁为主神。今天好莱坞还经常拿奥丁儿子托尔、洛基之类的北欧神仙说事,拍超级英雄电影,解构重释北欧神话。不过,奥洛夫受了德意志传教士的影响,改信了天主教。他及后继者可能通过武力手段强迫北欧民众也接受洗礼,改宗基督。

第三是政权体系。北欧各部族争斗不休,瑞典政权也很不稳定。瑞典先后与丹麦、挪威等其他北欧国家合并过。14世纪末,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一统北欧,建立了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在内的卡尔马联盟。卡尔马联盟和之前说过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十分相似,由各国贵族公推一位国王同时统治各国,但各国内政仍各行其是。1523年瑞典发生叛乱,脱离卡尔马联盟,现代瑞典的前身终于形成。

北方帝国

1523年,古斯塔夫·瓦萨领导瑞典贵族起兵反抗卡尔马联盟,取得胜利,建立了瓦萨王朝。从此,瑞典独立。

瓦萨王朝早期君主颇有作为。在古斯塔夫一世(1523-1560)统治时期,欧洲宗教改革正方兴未艾。1519年,德意志人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公开批判罗马教廷,建立新教路德宗。古斯塔夫一世断然接受新教,使瑞典成为第一个举国改宗的国家。他借新教打击天主教,将大量地产收归国王,确立世袭君主制,建立了官僚体系,设立了庞大的常备军。

古斯塔夫一世死后,王位发生争夺。最终,王子约翰(1568-1592)获得王位。约翰执政风格保守,一度想恢复天主教,但未成功。约翰之子西吉斯孟德(1592-1604)继位后,积极参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王选,当上了波兰国王。可因为长居波兰,加上倾向天主教,导致国内生变,查理九世(1604-1611)上台。

查理九世之子古斯塔夫二世(1611-1632)是一位杰出的诸兵种合成作战专家,他开创了炮、骑、步协同战法,带出了一支全欧洲最强的军队。凭借精兵强将,瑞典征服了爱沙尼亚地区,击败了想恢复瑞典王位的波兰,夺取了俄罗斯出海口。瑞典还介入欧陆三十年战争,结果伟大的国王在吕岑战役中阵亡。

古斯塔夫二世之女克里斯蒂娜继位(1632-1654)。虽然在她任上结束了三十年战争(1648),获取了波罗的海南岸波美拉尼亚地区和不莱梅自由市,但她更关心的是知识和宗教。1654年,克里斯蒂娜改宗天主教,抛弃王位,搬到了罗马城居住,直到1689年去世。不过教皇对这个皈依者很不客气,骂她是“没有王国的女王,没有信仰的基督徒,没有羞耻的女人”。

和堂妹不同,查理十世(1654-1660)是个战争狂人。在他任上,瑞典再次大败波兰和丹麦联军,进兵华沙城。有一天,查理十世得了感冒,仍坚持在冰天雪地里检阅部队,结果感冒加重,受到不当治疗后反而发展成肺炎和败血症,最终一命呜呼。

查理十世之子查理十一(1660-1697)开创了瑞典历史最辉煌岁月。1678年,瑞典结束它被法国拖入的对荷兰、丹麦战争,开始享受和平。1693年,瑞典议会正式宣布,王权不受议会限制,查理十一实现了绝对专制统治。利用无限权力,他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强大政府。

打回原形

查理十一之子查理十二(1697-1718)继承了父祖的雄才大略和勃勃野心,然而他的野心与另一位著名君主的野心撞在一起,后者就是俄国的彼得一世。1700年,俄国联合丹麦、挪威、波兰和萨克森挑战瑞典,发动大北方战争,被查理十二逐一击溃。但当彼得一世向瑞典求和时,他傲慢地拒绝了,并决心一举摧毁俄军。然而,天不遂人愿,俄军于1709年在波尔塔瓦战役击溃了查理十二,后者只身跑到土耳其求助,靠三寸不烂之舌挑起了俄土战争。但俄军从芬兰和波兰对瑞典展开围攻,使查理十二陷入重围,他本人于1718年被一颗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炮弹炸死。1721年,俄瑞停战,俄国夺取了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

查理十二死后,瑞典议会再次夺取权力,终结了绝对专制。同时,由于被俄国击败感到耻辱,一部分瑞典贵族和军官组建了“军帽党”,主导议会,力主夺回故土。1741、1756年,瑞典两度对俄开战,结果均遭失败,不但故土未归,还丢了整个芬兰和波罗的海南岸。两百年牛逼帝国宣告终结。

启蒙开化

瑞典帝国瓦解后,瑞典人只好专心处理内政。古斯塔夫三世(1771-1792)通过政变推翻了贵族议会,重建君主绝对专制。专制不仅没有妨碍瑞典进步,反而因压制贵族特权、向平民开放政府职位,而更有利于政治民主化。从此,瑞典进入了“开明专制”时代。(波兰要是早学瑞典,也不至于亡国灭种。)

在“开明专制”时期,瑞典虽未进行军事扩张,但仍不断参加欧洲战事,包括阻挠法国革命、对抗拿破仑,甚至远道去美国支援美国独立。对内,建立科学院,推广教育,推行自由贸易,经济发展迅速。

瑞典专制政体的可持续性深受国王个人能力影响。1809年,古斯塔夫四世(1792-1809)被迫退位,瑞典议会重新夺取权力,逼迫新国王查理十三(1809-1818)签署宪法。查理十三本来打算恢复王权,但因身体不好,无法实行,于是君主立宪制就这样勉勉强强地瑞典维持下来了。

1814年,因个人亲戚关系,查理十三继承了挪威王位,成为挪威的查理二世,瑞典与挪威合并。合并的新国家一度又成为欧洲大国。然而,挪威最终于1905年与瑞典和平分手,瑞典版图再次恢复原状。

查理十三无子嗣,他的家族也面临绝后。因此,查理十三被迫选择收养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这个人选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他选择了和瑞典王室有亲戚关系的法兰西帝国元帅贝纳多特,后者于1818年继位成为瑞典国王卡尔十四。(由于语言变化,“查理”在瑞典语中渐渐转为“卡尔”)虽然他姓贝纳多特,不过出于安抚瑞典人的需要,他还是沿用了“瓦萨王朝”这个朝号。卡尔十四学习了前主人拿破仑的统治风格,推行保守、专制的政策,受到不少反对。在摄政期间,卡尔于1814年为瑞典争取到永久中立国地位。1844年,卡尔十四去世。

社会先锋

北欧社会传统不同于欧洲大陆。在古代,北欧出过许多知名的女性君主。大量女性参与海盗劫掠,以至于女海盗成了北欧文化的独特印记。接受天主教后,瑞典社会向欧陆看齐,学起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那一套。

但是,优秀传统总不会轻易被抹杀。奥斯卡一世(1844-1859)统治时期,瑞典在欧洲率先引入了男女平等继承制。卡尔十五(1859-1872)时期,瑞典率先宣布成年女性为独立个人,不受丈夫或其他男人支配。这样,女性便可以从事各种社会职业,独立地在社会上生活。古斯塔夫五世(1907-1950)统治时期,瑞典终于在1919年通过了男女平等普选权法,从而成为欧洲第一批赋予女性普选权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1917年的苏维埃俄国)

在今天,瑞典不参加工作的男性(所谓家庭主夫)几乎和家庭主妇一样多,是世界上极少见的男女参工率相当的国家。瑞典女性的身影在各阶层、各行业都十分引人注目。

瑞典还实行了独特的社会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中既有古代海盗互助的影子,又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该模式特点是:私有制为主,自由投资、自由贸易,同时又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保护工会和劳资集体谈判。瑞典模式在战后几十年中保障了瑞典经济的高增长,保持了较高的生活水准和较低的贫富差距。

但瑞典经济体系决非完美。瑞典模式在一个高度融合的小国才得以成功实施,很难在其他国家复制。在经济形势日趋动荡的今天,瑞典模式也无法一成不变。90年代初,瑞典发生房地产泡沫,地产价格蒸发三分之二,金融体系陷入混乱。而今,由于危机冲击和经济体系僵化,瑞典已出现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的迹象。更糟糕的是,大量移民的无序涌入恶化了瑞典的社会治安,也扰乱了就业市场。近年来,一些瑞典政客已着手对经济进行改革,减少劳工保护,进一步开放市场,力图恢复瑞典经济的竞争力。

话语霸权

瑞典虽然富裕,但从规模来看只是小型经济体。它毕竟只有一千万人口,名义GDP总量居世界23位。但瑞典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地位却远比这高。

最能体现瑞典国际话语权的莫过于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瑞典科学家诺贝尔于1900年用自己的遗产设立的。他是现代炸药的发明者,把火药的威力提升了几十倍,使之可用于开矿、开路,当然也用于战争。据说诺贝尔晚年对战争中大量使用炸药颇为后悔,因而在物理、化学、生物等科技奖项之外,特地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奖励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士。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诺奖至少在科技领域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评价标杆。

不过也要看到,作为高科技产业发达的国家,瑞典也是世界武器出口大国。瑞典生产的战斗机、舰艇、导弹、战车等,设计紧凑精巧,在世界武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些武器不慎或故意地落入了独裁者、恐怖分子或其他武装分子手中,给世界的战乱增添了一抹来自“和平之国”的色彩。

也许是对海盗生涯的追悔,也许是在漫长极夜中闲得蛋疼,今天的瑞典已经成为“白左”的大本营。动物保护成了绝对的政治正确,难民危机在这里被渲染成福音。瑞典人对中东难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难民案件少报道,难民闹事不处理;难民犯罪,受害者反诬是本国人作案,被警察戳破后,又痛哭自己加剧了种族歧视……据说都是为了防止“种族歧视”。难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叫这个名字。

如此“大度”的瑞典人在某些方面却有些小肚鸡肠。如果说9月初的中国游客事件还不算瑞典人完全错误,充其量是其执法手段有不当之处,中国游客自身也多少有些责任;那么,几天后瑞典电视台播放辱华新闻片,就完全是基于一种狭隘报复心理所做出的举动。

这种和“白左”思维乍一看完全不相容的行为方式,其实也不难解释。“白左”“关怀”的对象,总是弱者;在“白左”与其关怀对象的关系中,“白左”永远是站在制高点上向其受惠对象予以施舍的强者。中国是东方大国,中国游客不算“难民”,不是“弱者”,于是“白左”那种和平友好的面纱就立刻被揭下,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谩骂和侮辱。这也算是西方衰落过程中的一种心态失衡吧。

瑞典最强盛是在什么时期。最出名的国王是哪位

瑞典最强盛的时期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这段时间,此时欧陆的强国,除了法国以外,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两个国家:瑞典和波兰。。。最出名的名王是查理十二世,他发萨王朝的第10代国王。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瑞典称霸波罗的海及其沿岸地区。查理十二世于1697年(时年15岁)即位时,拥有在欧洲北部首屈一指的武装力量,作为北方战争一方的统帅,查理十二世于 1700年 5月率军进攻丹麦, 8月即打败对手,迫使丹麦退出战争。11月,率军8000人回援纳尔瓦要塞,击败俄国3万余人的围攻部队,一举震惊欧洲。1701年开始转战于波兰--萨克森境内,屡获胜利,到1706年歼灭波萨军队,迫使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放弃波兰王位,转而同瑞典结盟。1709年春末卖指闹,查理率余军 3万余人围攻俄国要塞波尔塔瓦,守军不过 4200余人,竟3个多月久攻不下。6月 27日中罩,彼得一世率军 4.2万人(有火炮72门)实施反攻。查理在决战前夕亲自策马侦察,不幸身受重伤,只得坐在担架上进行指挥。决战结果,瑞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查理仅率 1000余人逃往土耳其。他怂恿士国苏丹对俄宣战。1711年 7月,俄国在进攻土耳其的作战中失败,以归还亚速、允许查理十二世过逗物境回国为条件,与土签订停战协定。一蹶不振的查理因此得以返回瑞典。查理回国后实行改革,企图恢复国力,但彼得一世没有给他喘息时间,俄军在 1713~1714年连续发动了对瑞典的陆海进攻,迫使瑞军撤出了芬兰。1718年,查理十二世率军进攻挪威, 12月在作战中死去。年轻国王的死亡,使瑞典丧失了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所以查理十二可谓生不逢时,遇到了比他更强一些的彼得一世,否则历史可能真的会改写。

瑞典帝国对欧洲的影响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从中世纪时期到近代社会跨越、从封建主义阶段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一场具有标杆性意义的国际战争。在这三十年间,战火遍及德意志各地,新教诸侯和天主教邦国之间征伐不断。同时,从伊比利亚半岛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英伦三岛到亚平宁半岛的欧洲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这场战争中。而位于北欧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作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一个强国,也没有能够置身事外,并主动地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欧洲内战中。

瑞典卷入起于德意志的这场宗教战争是有着深刻和复杂根源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治下的瑞典有着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和特定的困侍实际需求。瑞典的参战,特别是加入新教同盟一方作战,对战场的演绎形势和战争的发展态势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战后的格局调整和利益分配也昭示了瑞典参战对自身国家发展和地区国际关系变动的重大价值和长远意义。

一、三十年战争的展开与瑞典的介入

16~17世纪,对欧洲的政治走向、社会发展和历史演绎最为重大和最具影响的事件不外乎是宗教改革。的确,源于马丁?路德1517年的振臂一呼,搅得欧洲顿时天翻地覆,罗马天主教的大一统局面也如同明日黄花般不复存在。被称为“异端”的新教派别如雨后春笋,路德宗、加尔文宗、再洗礼教等都粉墨登场,急欲在“换了人间”的旧世界里寻求一席之地。这就造成了之后几个世纪里极其严重的教派之争,尤其是代表着宗教改革势力的新教与象征着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天主教之间的对抗、矛盾、摩擦与冲突主导着16世纪以后的欧洲世界。

表现突出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宗教改革运动起源地的德意志,宗教纷争异常激烈,并夹杂着经济利益的争夺和政治权力的博弈。长期的冲突与斗争使得新教和天主教走向集团化的趋势,加剧了双方的对立与敌视。先是在1608年5月,符腾堡、巴登、安斯巴赫等德意志新教诸侯国家结成新教同盟(Protestant Union),选举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四世为领袖。这是一个拥有公共资金和军队的政治、军事联盟,力图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保持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所占有的领地。[1]44它得到英国、瑞典、俄国、丹麦、荷兰及法国的支持。与此相对应,1609年7月,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为头领的天主教同盟(Catholic League)成立,并作为一个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与新教同盟对抗。它得到罗马教廷以及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支持。

两大集团的对峙不仅体现在德意志局势演绎的角角落落,还反映在整个欧洲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并最终走向暴力的无底深渊和战争的狂热状态。1618年5月,伴随着布拉格传来的“掷出窗外”响声,德意志和欧洲大陆的枪声和厮杀声响了足足三十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狂热的天主教徒斐迪南二世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率先发动战争。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恢禅高复罗马教会的一统,摈除新教,建立帝国对中欧各诸侯的主控地位。[2]这是新教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战争于是就成为不可避免。

战争先是在波西米亚平原展开,随后深入到德意志的各个角落,并逐渐出现外溢效应。随着天主教同盟不断的军事胜利和不停的政治与宗教复辟,战争终于“欧洲化”,成为一场国际战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624年丹麦军队越过边界,跨入德意志境内。事实上,三十年战争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全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战争,也是席卷欧洲多数国家的政治权力战争。[3]丹麦的参战有着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殷切期盼,有着英国等新教国家的财政补贴,亦有着以反哈布斯堡霸权为己任的法国的大力支持。然而,丹麦的统帅克里斯蒂安四世毕竟不是天主教同盟方面的优秀统帅瓦伦斯坦和蒂利的对手,丹麦军队终究不是帝国军队旗鼓相当的敌手,1629年6月《吕贝克和约》的一纸休战术,将丹麦军队和他们的国王打发回日德兰半岛。

伴随丹麦败走的是天主教集团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一统宣言和哈布斯堡帝国掀起的咄咄逼人的全欧霸权狂潮。纵观此时欧洲政局,德意志新教同盟已经奄奄一息,丹麦也偃旗息鼓,荷兰共和国力不从心,孤悬大陆外的英国忙于国内繁杂的政务,积极支持抗击哈布斯堡帝国的法国亦面临着内忧外患而无暇他顾。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地区的新教国家只能将期待的目光投向北欧的瑞典,并作为他们唯一的希望。[4]48此时,瑞典刚刚结束与波兰―立陶宛贺尺尺的长期战争,(1)素以“北方雄狮”著称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就率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和作战英勇的瑞典军队攻入德意志境内。

瑞典的出兵介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德意志战场的形势,新教方面也得以免去灭顶之灾。战争反反复复,形势更是跌宕不已。先是瑞典在战场上出现一系列胜利,德意志新教诸侯也积极支持瑞典军队的行动。随后,在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殒命于吕岑战场,戏剧性事件层出不穷。然而,直到1635年,战争仍处于胶着状态,瑞典军队的行动并没有改变德意志战场形势,且自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多数德意志新教诸侯公然背叛了瑞典。

面对这种不利情况,先前一直在背后支持新教国家联盟的法国公开走向前台,在1635年先后与荷兰、瑞典以及其他一些新教国家结盟,出兵与天主教同盟正面交锋。经过再十多年的征战与对峙,终于打败天主教同盟,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最终落下帷幕。

二、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的原因

德意志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的争端与冲突,本来作为德意志的内部事务,却引起了国际干预和外部势力的卷入。从根本上说,是各国基于各自的政治盘算、宗教追求、经济考量等方面的利益进行的战略投入。作为介入国之一的瑞典,其参与三十年战争也有着自己普遍的与特殊的缘由,包括宗教方面的考究、政治层面的设想以及商业利益的追求等。 (一)拯救新教的“伟大事业”促使瑞典参战

三十年战争原本就是由于德意志内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教派纷争引起的,宗教性浓厚。作为新教国家的瑞典在看到德意志新教同盟惨败、新教徒惨遭屠杀和奴役的现状,决定发兵德意志,拯救那里的新教同伴。

在11世纪以前的历史时期,瑞典信奉的是北欧古老的原始拜物教,之后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全国逐渐实现基督教化,原始宗教也被禁止。1523年,从丹麦的统治之下独立出来的瑞典,决心摆脱天主教,改信路德派新教,驱逐瑞典天主教大主教。1527年,瑞典彻底没收了天主教的全部财产,捣毁了教会的经济支柱,清除了教会的政治辐射力和强大影响力。1544年,瑞典确立新教为国教,导致瑞典的国家历史发展进程、国内宗教布局、思想潮流与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天主教的复辟阴谋、颠覆和破坏活动一直不断,也导致瑞典决定完全清除天主教的存在与影响。从1607年开始,瑞典国王卡尔九世发布命令,禁止国民信仰天主教,违者将遭到严惩,禁令长达200余年。

可以说,新教是瑞典国家独立、存在与维系的根本,是瑞典立国的一大合法性来源。欧洲天主教国家联盟对新教的种种戕害与步步紧逼,尤其是哈布斯堡帝国宣布全面恢复天主教大一统的计划以及军事力量向北欧方向推进的现实,使得瑞典受到极大的威胁。1629年,斐迪南二世颁布《复原敕令》,规定新教诸侯应将1552年后侵占的教产全部还给天主教会。[5]强劲的宗教复辟对虔诚的新教国家瑞典感到在信仰体系、生存环境、权力存系等诸方面的压力与威胁,而将威胁拒之于国门之外就成为一种当然的战略选择,更何况这种国际战略行动还会得到英国、荷兰、德意志新教诸国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以及受到天主教法国的大力援助。

(二)波罗的海政治霸权的战略设想助力瑞典参战

波罗的海是一个位于欧洲北部的半封闭的边缘海,分别连接着中欧、北欧和东欧的一系列国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15~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主要是丹麦、瑞典、波兰、俄国以及北德意志诸国为争夺波罗的海主导权和控制权,战争与冲突一直不断。

瑞典作为北欧的强国,自然将波罗的海的霸权地位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这种霸权地位意味着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头等的政治与军事地位、优越的商业优势以及宗教上的发言权。而在17世纪初,实际情况是瑞典的霸权地位远远没有获取,且面临着较为险恶的地缘形势。西部的丹麦阻挡它进入西欧的通道,俄国从东部威胁它的扩张,波兰从南部给瑞典造成了压力。[1]381611~1613年瑞丹战争,瑞典战事不利,被迫放弃一些领地。1614~1615年与俄国的战争则大获全胜,封堵了俄国西出波罗的海的梦想。

三十年战争爆发后,瑞典仍在与丹麦、波兰等国进行着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土地的战争。随着三十年战争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哈布斯堡帝国的不断胜利,在波罗的海战争有所斩获的瑞典与波兰等国签订停战协定,全力应对三十年战争。这是因为瑞典要实现波罗的海霸权,必然要把波罗的海南岸的北德意志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向东推进到波兰的边境。天主教同盟的胜利并大肆北进,对瑞典的霸权图谋不啻一个重大打击。遏制并挫败哈布斯堡帝国向北推进的步伐和计划就成为瑞典战略政策上的重要一环。因此,从争夺波罗的海霸权上来看,瑞典参与三十年战争,是有着其进攻性与侵略性一面的。(2)

(三)商业利益的考量催发瑞典参战

三十年战争是宗教战争,但又绝不仅仅是宗教战争。随着战争的演化和发展,战争初期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此时的世俗性考虑慢慢压倒了宗教和精神要素。[6]商业贸易方面的利益考量在各国的国际行为与外交谋划中作用显著,对瑞典参与三十年战争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对外贸易在瑞典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波罗的海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是明显的。哈布斯堡帝国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战争胜利之后,气焰更加嚣张,野心更加庞大,提出了哈布斯堡海洋计划(Habsburg Maritime Design),意欲垄断波罗的海地区的全部贸易和商业特权。要是这种计划实施,瑞典的对外贸易就会被封死或者操控在哈布斯堡帝国手中,其国内经济生活也必将处于紊乱和混杂的状况,甚至威胁到瑞典的生存与独立。

其次,哈布斯堡海洋计划还会威胁到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渔业利益。波罗的海作为一个边缘海,蕴含丰富的渔业资源,这是沿岸各国的重要生计所在。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渔业利益很大,捕鱼业一直是瑞典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产出中的比重较大。哈布斯堡帝国的这海洋计划必将会对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捕鱼产业带来强烈冲击,影响瑞典的相关经济利益,这是瑞典所不能容忍的。

此外,英国、荷兰等西欧贸易大国也不能容忍哈布斯堡海洋计划的推行与实施。英荷等国与欧洲东半部的商业贸易往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波罗的海这个贸易通道进行的。面对哈布斯堡帝国狂飙式的海洋计划,各国的共识是确保波罗的海的开放与沿岸地区的自由贸易。[7]因此,新教国家的联盟就在宗教的认同感与贸易的一致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并最终埋葬了狂妄的哈布斯堡海洋计划。

三、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的影响

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对这场战争的发展态势和演绎产生了重大的作用,瑞典的参战还为战后瑞典的国家地位以及欧洲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瑞典参战对瑞典、波罗的海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国际关系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和多样的价值。

(一)瑞典参战改变了德意志战场的演绎形势和战局的发展态势

1629年丹麦的败走标志着天主教同盟的势力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德意志的力量天平已经发生坍塌。瑞典的介入和瑞典军队的登陆改变了这一切。作为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军事大国,瑞典的参战直接影响了三十年战争的进程。[4]50

首先,在1630~1635年间,瑞典独力撑起新教世界抗衡天主教同盟和哈布斯堡帝国的重任和伟业。1630年时,丹麦败退回日德兰,英国与荷兰心有余而力不足,法国纠结于国内混乱政局,德意志世界内部新教诸国噤若寒蝉。蒂利和瓦伦斯坦率领下的天主教军队所向披靡,攻城拔寨,似乎无敌于天下。瑞典的参战改变了这种发展态势,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的军队在1831年9月全歼了蒂利的军队,接着横扫莱茵河流域,攻取西北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瑞典的行动阻止了天主教军队继续向北推进的步伐,保住了新教的欧洲北部地盘。 其次,在1635~1648年间,瑞典与法国联合作战,坚持与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国对抗,并最终取得胜利。1635年,眼看着瑞典无力独自压倒天主教同盟的情况下,先前一直持观望态度的法国正式参战。瑞典与法国相互配合,坚持抗衡政策,并经过一系列的战役磨练和艰辛攻伐,终于在1648年彻底打败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取得这场漫长战争的最终胜利。

可以说,瑞典的参战是三十年战争战争形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子,也是反哈布斯堡同盟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如同亚历山大一样,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在伟业尚未实现时,就不在人世了。[8]但是新教的伟大事业毕竟保住了,瑞典的重大利益与特定目标也得以实现了。

(二)瑞典参战对战后地区格局的重大影响

瑞典参与三十年战争并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在结束战争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中,瑞典作为战胜国得到了相当多的战利品,这深刻地影响了瑞典的国家发展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力量格局的变化。

在领土疆界上,瑞典得到了全部西波美拉尼亚和部分东波美拉尼亚,以及什切青城、不来梅和费尔登的两个主教区,控制了汉堡等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最为重要的港口,占领了北德意志所有通航河流如易北河、威悉河和奥德河的入海口。这使得波罗的海成为瑞典的“内湖”,瑞典也一跃成为波罗的海的霸权国家,周边的国家如北德意志诸邦国、丹麦、俄国、波兰、芬兰等无不在其影响之下。

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作为主要战争过之一的瑞典成为《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主要保证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升。瑞典通过这种保证国地位,积极介入欧洲的国际政治,此后不断介入到欧洲的国际纷争中,参与到西欧的各种国家战争中。在这个过程中,瑞典的强国地位得到别国的认可强国作用得到别国的重视。

在经济层面上,瑞典作为胜利的一方获得了一定的战争赔偿,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规定战败国向瑞典支付500万塔勒的军事赔偿,这成为经历长期战争的瑞典的救急资金。同时,在战争后,瑞典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国家经济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耕地面积迅速增加,以纳尔凯省为例,每年能增加4%~5%左右,工矿业进一步发展,铁的输出量从40年代到80年代增加达一倍以上。[9]

四、结语

三十年是一场牵扯欧洲多国、延续多年且影响深远的欧洲第一次国际战争。瑞典主动介入这场战争,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作为新教国家的瑞典无法容忍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国对新教同宗的肆意迫害无端压榨;作为波罗的海国家的瑞典要获取波罗的海霸权,必然要清除一切威胁其霸权梦想的行动与政策,包括哈布斯堡帝国的种种企图;作为海权国家的瑞典将贸易作为立国的根基,将商业作为自己的生命线,而哈布斯堡海洋计划就成为自由贸易的绊脚石。瑞典的参战还对战争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重大的改观,改变了不利于新教同盟的状态。同时,瑞典的参战与完胜还为自身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家实力的增长与地区格局的变动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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